在人类文明史上，有一些重要的材料革命，比如铁器和纸的出现。前者改变了农业和军事，后者改变了思想和文化。就纸和印刷术而言，古代中国无疑走在人类文明的前列。

柏拉图曾说，人是以大写字母印在国家的本性上。实际上，柏拉图时代尚无印刷。从印到印刷有一个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早在纸出现之前就有了印，印的历史甚至比文字的历史更长久，从最早的图腾到后来的文字，印都是权力的象征。

印者，信也。作为权柄的典型物化，印在东方为泥封，在西方为蜡封。从制作和印刷原理来说，印章与雕版如出一辙；或者说，印章是缩小的雕版,雕版是放大的印章。同时，印章也是最早的复制工具。事实上，印章与雕版的最大区别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内容。

在雕版印刷出现之前，碑刻是“书籍”的主要载体之一。碑刻不仅可以直接阅读，还可以作为机械复制的母版。拓印要比手工抄写更加便捷，且不失真，因此拓印技术流传甚广，成为很多历史典籍重要的复制方式。雕版的过程类似治印，印刷的过程类似拓碑；印章与拓印相结合，将沉重易碎的石板换成易刻结实的木板，雕版印刷技术也就水到渠成。虽然西方认为活字印刷才是印刷，但中国传统的印刷就是雕版印刷；准确的说，印刷在西方是“印”，在中国则是“刷”。活字印刷在中国的地位类似雕版印刷在西方的地位。

无论哪种印刷，在当时都是一种进步；只有到了印刷时代，文字与图书才得以大量进入社会。

“手抄书文化不能够使详细的文字记录成为‘公共知识’，不能够使之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与传统的手工抄写相比，印刷的效率要高得多；使用雕版印刷技术，一个印工一天可印制1500～2000张纸，一块印版可连续印刷上万次。印刷实现了书籍的大量生产，甚至说，印刷创造了“书”这种商品。在隋唐时期，佛教已经用雕版印刷大量复制佛像和经书。现存最早的印刷书就是一部印刷于咸通九年（868年）的《金刚经》，被发现于敦煌莫高窟。世界其他地方还在抄写时，中国开始了一个“印刷时代”。

据说进入唐代后，书籍印刷和销售已经相当繁荣。五代时期，战乱频仍，“事四朝，相六帝”的冯道见“诸经舛缪”，而传统的碑刻工程又过于浩大，遂以印经取代石经，首次采用雕版印刷《九经》，“板成，献之。由是，虽乱世，《九经》传布甚广”。无论《新五代史》还是《旧五代史》，都一致认为“契丹之没有夷灭中国人，冯道之力为多”。手抄书因其数量有限极易失传，印刷对书的大量生产无疑增加了书籍的留存机会，这使唐宋之后文献佚失大大减少，保存下来的史料也远比之前丰富得多。这并不仅只是距今较近的原因。

明代藏书家胡应麟在《经籍会通》中指出，雕版印刷“肇自隋时，行于唐世，扩于五代，精于宋人”。作为文化的典型象征，中国印刷业在宋朝达到巅峰，印刷书的质量和数量都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世界最早的“纸币”。从宋代起，“线装书”的规范实现了书的标准化；传统手写楷书被刀刻方角的“宋体”代替，这种严谨有力的新字体更易刻制和识别。更重要的是，刻工的劳动成本下降了一半，这直接导致印刷成本的降低。

宋朝之后，中国文化陷入长时段的停滞，印刷技术基本停留在宋代的水平；出现于宋朝的活字印刷技术，此后并未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宋代印制的《大藏经》达1076部，5048卷，雕版数量达13万块。明清时期的《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均放弃印刷，而采用最原始的手工抄写。这些抄写书多被称为“稿本”或“孤本”，因数量少而极易失传。《四库全书》动用4000名写手，抄写了7套；《永乐大典》用2000名写手只抄了3套，后来大多佚失。

在后世看来，宋版书的印刷技艺确实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这在一定程度反而阻碍了活字印刷的发展。究其原因，是因为“宋本多以能书人书写上版”。在中国，汉字不仅是一种文字，其本身还是一种艺术——书法艺术。对一个中国人来说，文字和书籍不仅仅意味着知识，也意味审美，甚至审美的需求大于求知，这其实也构成中国藏书家众多的重要原因。中国自明清以降，对书籍重书法而轻思想，对绘画重意境而轻记录，这与崇拜钟表而忘却时间一样，多少都有点买椟还珠、得筌忘鱼的讽刺意味。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印刷书基本都是雕版印刷，即“刻本”。因为汉字数量大，在前工业时代生产大量活字的费用远比直接雕版要高，晚清来华传教的米怜在印刷汉字圣经时，就采用了中国传统的雕版印刷，根据他的记录，与雕版印刷相比，“用我们所拥有的劣质活字来印刷，费用会达到四倍以上”。中国雕版印刷往往采用流水线方式，有人负责刻水平笔画，有人专门刻斜笔画，还有人专刻垂直笔画；这其实与景德镇瓷器画工流程极其类似。刻工根本不需要识字，妇女也能胜任，因此，刻工的工资“低得不可思议”。张秀民先生在《中国印刷史》承认，“虽然早在北宋时就已发明活字印刷，但活字印刷一直未能替代雕版印刷成为中国印刷的主流，活字本的数量仅及雕版书之百分之一二，与15世纪以来西洋印本几乎全部为活字印、李氏朝鲜活字本压倒雕版者均不同。现在虽有许多宋版书保存至今，但尚没有发现一部活字本。”

就内容而言，古代印刷书以历书、蒙学和科考书为代表，所谓“书坊非举业不刊，市肆非举业不售，士子非举业不览”；“明刻非程文类书则士不读，而市不鬻”。顾炎武说，“其流布于人间者，不过《四书》、《五经》、《通鉴》、《性理》诸书。他书即有刻者，非好古之家不蓄”。这些“主流”（雕版）印刷书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汉字的普及和统一，强化了儒家传统；活字印刷主要用于家谱印刷，促进了宗族传统。

“雕版印刷术的发明无疑是人类历史上里程碑式的成就，而中国木版印刷品的数量也确实令人惊叹。然而，印刷术的发明并未在中国引起思想的动荡，民族语言与特性的推进，或者一场文化和科学上的革命。”这是美国学者托比·胡弗在回答“近代科学为什么诞生在西方”时所说的话。就实际意义来说，古代中国从未真正的进入印刷时代。就印刷术来说，技术进步对中国也并不必然意味着社会进步。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中国的（活字）印刷术在欧洲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多少有些“东方不亮西方亮”的味道。

印刷术以及“四大发明”，从现在看来，完全是现代以来一种典型的西方视角。无论雕版印刷还是活字印刷，其成本在古代中国都是极其昂贵的，以一个普通读书人为例：在明朝末期，一个私塾先生每月薪水为一两纹银，而一套印刷版《封神演义》的售价为二两纹银，相当于他两个月的收入。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印刷术本身对中国的影响并不像对西方那样显著。

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原因，就是中国的人工成本一直都极其低廉，即使一个识文断字、写得一手好字的“经生”。清代经生赵魏“家贫无以为食，尝手抄秘书数千百卷，以之换米，困苦终身”。明清时期，抄书从业者远比印书从业者众，大多数书都是以抄本流传下来的。一份历史调查证明，手写本，尤其是抄本，在1796年前所产生的书籍中，占有“惊人的高比例”。1177年，宋代皇家藏书中，印本只占8.5%，其余均为抄本和稿本。明代北京文渊阁的藏书中，手抄本占70%，印本只占30%。直至16世纪，手抄本书都比印本要便宜得多。在中国古代，抄手一般都是识字的读书人，而刻工大多不识字，因此，抄手不仅比刻工的社会地位高，而且收入也要高一些。明代著名的文人黄道周有一段时间就以抄书维持生计，他抄写的《孝经》每部售价二金。抄本对中国书籍的版式风格造成深远的影响；同时，在传抄过程中，人们往往根据个人喜好，对不同內容任意组合，并加入各式评点和注释，因此形成了传统书籍（包括刻本在內）的“杂录”式风格，以及文本的不确定性。

据钱存训博士研究，晚唐时期（公元9世纪初），专业抄书的工作是每卷一千文，每卷书五千到一万字，相当于一文钱五到十字，而同时期印本佛经的价钱，每卷平均售价一百文，印本与抄本的价钱比是1:10，也就是说印刷术使书籍的成本降低90%。但实际上，在古代中国，民间写经所或官方的秘书省都有大量专业写手（经生），他们以标准的楷书，抄写儒释道的经书与典籍。书籍以这种人工方式，可以复制至几百部、几千部，使传统文化得以薪火传承。

虽说宋以降，雕版图书“流布天下，后进赖之”，但并没有完全终结手抄书时代，书籍的匮乏与珍稀可想而知。明初一个宁波的世家子弟承认，他在中进士前，“两汉犹为近古，愚未冠时，无书可观，虽二史亦从人借”。对大多数穷书生来说，读书无疑是一件极其奢侈而艰辛的事情，因为读书其实就是抄书。明代学者宋濂这样回忆自己早年的读书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