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工荒的背后是中西部地区经济加速发展、就业空间加大、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改变等时代背景。另一方面，沿海地区产业结构升级迟缓、企业用工优势不明显、外来工权益未能得到很好保障，同样是个中因素。

“现在每家企业都一样，请工人越来越难”。在广州从事服装生意的新加坡永久居民、新马佳慧服饰公司（CSILOVE）创办人陈平说。

陈平正在为招聘职员一事伤脑筋。与不少珠三角企业一样，他也面临招工难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从春节前职员纷纷返乡开始，一直延续到年后——或是仍不愿回到广州上班，或有年后另择岗位的打算，企业的用工状况持续紧张，涉及岗位既包括服装门店的销售人员，也包括工厂的质检、车间工人等。

陈平在新粤两地经营服装生意多年，见证了中国工人市场近10年来的变化。他告诉《联合早报》，他所在企业的服装销售人员，初入职者底薪约为2500元（人民币，下同，515新元）至3000元左右，加上提成可达约5000元，但招聘仍是相当困难。

他抱怨：“现在要找个脚踏实地干活的员工越来越难。”

部分行业“招工难”已是老话题，每年春节后在各地人才招聘市场固定出现。在各地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加工制造企业里，普工短缺已成行业常态，技能型人才也持续紧缺，这一现象过去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的沿海地区，现在早已向中西部蔓延，成为全国现象。

用工荒的出现有多方原因，其背后是中西部地区经济加速发展、就业空间加大、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改变等时代背景。另一方面，沿海地区产业结构升级迟缓、企业用工优势不明显、外来工权益未能得到很好保障，同样是个中因素。

中国流动人口的数量正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国务院今年初印发的《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中指出，中国人口转移势头有所减弱，预计到2020年，流动人口有两亿人以上，到2030年，流动人口规模减少到1亿5000万到1亿6000万人次。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也显示，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数量比2015年减少了171万人，尤其是农村向城镇移民的脚步已经明显放缓。

曾经支撑经济快速发展的廉价劳动力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中国各地每年均会上调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着力提高企业职工工资收入。

根据人社部去年底公布的数字，上海最低工资标准达每月2190元，为全国最高，其次是每月2030元的深圳，但这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企业的用工问题。

根据统计，在珠三角，今年春节后广州企业用工缺口超过18万人，佛山约为八万人，而深圳一向是珠三角用工缺口最大的城市，往年的节后用工缺口都在20万人以上。

年年用工荒，年年都在考验企业的应变能力。东莞台商协会前秘书长阎海清接受本报采访时指出，与往年相比，今年节后用工情况并未有所好转，不少东莞台商正在为此求助于人力资源公司，招聘技术工人、普工等岗位，以保证企业尽快正常运作。

阎海清表示，近年来，企业工人的工资和福利不断在提升与改善，但随着中西部的不断发展，不少外来工在综合考虑子女教育、医疗保障、工资待遇等多种因素之后，还是更愿意留在家乡工作。

“如果要挽留外来工，政府必须着眼于改善他们的社会保障”。阎海清指出，包括外来人员下一代的教育、医疗保障等，政府可考虑适当提供一些补助，令外来人员不至于需要为此支付比留在家乡更高的费用，这样或许还会有人愿意留下来，否则随着中西部经济的不断发展，沿海地区的外来工数量只会逐年递减。

“没有办法的时候，台商也只能把工厂移走”，阎海清指出，在生产与经营成本不断提升的背景下，早有不少东莞台商将工厂搬到东南亚，包括泰国、缅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