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都距离瑞金80公里，是一座千年古镇，于都河畔“长征集结地”这一标志性事件，使这里凭添了浓浓的红色气息，它亲历并见证了红军度过的最艰难时刻。于都人民为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不完全统计，从1929年到长征开始的1934年，共有近7万于都人民加入红军，伤亡惨重。
1934年10月17日，八万余红军战士陆续集结于于都河渡口，一夜之间，于都老百姓在宽阔的江面上搭起几架浮桥，协助红军战士顺利渡江。这一年，成立不久的中央苏维埃政府正遭受内忧外患，革命事业处于低谷期，毛泽东主席的身心状态也处于低潮，这次渡江为中央苏区被迫开展大规模转移拉开了序幕。
然而萦绕在红军战士脑海里的问题是：转移到哪里？什么时间才能回来？未来的命运是什么？在当时的局势下似乎不可能有人给出明确的答案。但有一点十分清晰，保全红军力量，采用灵活多变的机动战术，适应环境，让革命的种子扎根发芽，直到长成参天大树。
谁能想到，这一走就是二万五千里，历经艰难险阻，在迂回行走的过程中，中央政府逐渐明确了目标和方法，思想理论逐步成熟，路线方针逐步清晰，二万五千里带出一支充满凝聚力和战斗力并且极度忠诚的队伍，为后来革命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引导产业及企业不断进步的，是来自外部的压力与挑战，而不是风平浪静的安稳。
9月4日，寻访团自瑞金到了于都。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馆，我们见到了大量的“红色中华”报的影印件，详细看了中央苏区反围剿失败后，红军被迫长征的经过。当然，那时候没人称之为长征，而是称为战略转移。
据说，1949年毛泽东访问苏联，见到斯大林，第一句话是：“我是长期受到排挤打击的人，有话无处说。”有人问邓小平长征是如何走过来的，他说：“跟着走。”别人问他怎么度过最艰难的时期，他回答：“忍耐。”看来人在困难、逆境之时，都是要忍耐、坚持。红军在长征之时也身处险境，长征一开始的目标是湘鄂西，是与贺龙、萧克的二、六军团会师，但蒋介石非常清楚红军的意图。湘江之战，红军损失惨重，战后锐减至3万余人。黎平会议指出的目标是贵州，遵义会议又提出了北渡长江到江西创建根据地，扎西会议又改为云贵川、二渡赤水后目标又定位贵州，鲁班场战斗失利，赤化贵州方案放弃。
长征途中面对围追堵截的种种困难，不断艰辛探索，不断艰苦卓绝尝试，才逐步走出困境、逆境。实际上每一个产业的历史都是如此。成功的产业或企业不是占有多少优势的条件，而是拥有转化不利因素的能力。有时，一时的困境、逆境、艰险成为一种创新求索的力量。引导产业及企业不断进步的，是来自外部的压力与挑战，而不是风平浪静的安稳。
长征是一种战略转移，是红军在危机关头的自我拯救。于我们更深入的启示是，要在进与退，取与舍间布下最有利的局面，关键在于因势而动,应时而动。
横过眼前的于都河（贡水）静静流淌，如果不是纪念碑的指引，你很难将这个安静的河面与82年前8万6千名红军过渡口、老百姓十里相送的壮观场面联系到一起。当年的中央红军正是从这里的8个主要渡口集结出发，悄无声息地渡河而去，从这里，中央红军告别苏区根据地，迈出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长征是一种战略转移，是红军面对生死存亡关头的自我拯救。当生存环境恶化，敌我力量悬殊，各种不利步步紧逼，是不管不顾硬挺到底，还是冲出重围寻找生机？所幸当时的领导层达成了战略转移的一致意见。因为这个明智之举，红军的自我拯救顺利走出了第一步，也才有了后来发展壮大的可能。
不禁联想当下。移动互联时代让产业变化的节奏加快，不确定因素增多，对企业来讲，唯一不变的或许就是变。企业基于长远发展、打造核心竞争力的考虑，其发展战略随时面临调整和转移的可能，如服务对象需要调整，市场区域需要转移，经营领域需要改变，等等。这其实要求置身于变化中的企业既要敢于做加法，也要甘于做减法，在进与退，取与舍间布下最有利的局面,而关键就在于因势而动,应时而动。
在于都的长征出发纪念馆现场，我们了解到一个细节，红军从于都出发时带上了沉重的印刷设备，我想，一方面可能是出于重视宣传的考虑，一方面也可能跟对前路的艰辛与困难预期不足有关，用搬家的心态来准备，自然会把有价值的重要家当都力所能及地带上。没能在一开始就轻装前进引发了很多后续的问题，但换个角度来看，或也充分说明了印刷的重要性。只要条件允许，哪怕有一线可能，都要带上这些沉重的大块头。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在纪念馆里还意外发现了一份参加长征的女红军战士名单，粗略数了数大概有30来位。想想万里长征路的艰辛，“女神们”的勇敢着实让我们膜拜！
在从事任何一项事业的时候，都先问问自己它代表的是什么人的利益，满足的是什么人的需求，只有符合市场需求的事业，通过艰苦卓绝的坚持和奋斗，才能获得最后的成功。
“追寻红色印刷足迹”媒体团今天来到于都。 一条于都河贯穿整个城区，沿河两岸高层住宅楼和底层洋房鳞次节比，临街商铺大门洞开招揽着生意，河两岸绿树郁郁葱葱，健步道蜿蜒曲折，一片祥和宁静。然而回想起80年前，红军长征在此出征时，眼前似乎浮现出当时亲人别离的伤感画面，耳畔一遍遍回响起“十送红军”的旋律，当年的血雨腥风换来如今的宁静祥和，我们怎能不感恩。
媒体团来到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园，这里有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长征渡口”题字石碑，“长征源”题字石碑，还有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
于都是长征出发的地方，虽然最终取得了成功，但初期做出大规模转移的决定实属迫不得已，然而不转移就灭亡，面对局势，只有直面并积极行动，最终取得胜利并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根据地自有其内在的道理。在我看来，一方面成功是因为这个事业是满足大众老百姓的立场，只有跟着党走参加革命才能翻身得解放当家做主人，这相当于满足了最广大老百姓的内在需求。因为满足了老百姓的需求，才使几座浮桥快速横跨于都河；因为满足了老百姓的需求，才出现妻子送丈夫、老母亲送儿子，于都人民倾力支持红军革命；因为满足了老百姓的需求，才会心甘情愿一路相随……
另一方面，成功是因为执行层面采取的策略是“保全实力，把握方向，伺机而动，寻找成功的契机”，启动长征的过程是痛苦的，但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和坚持，化被动为主动，化弱势变强势，在革命进程中不断成长壮大起来，结果足以令人欣慰。
新形势下，面对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竞争不断加剧的企业经营环境；面对科技的飞速发展，不断多元化的产品模式；面对互联网+、智能化、数字化时代的经营生产模式，转型是必然！然而转型并不是简单从一个领域进入另一个新的领域，也不是从一个区域转移到另一个区域，而是在做好当下的产品和服务的同时，做好充分的市场调研，形成“均势发展”态势，在保存现有实力与谋动扩张新市场之间达成战略平衡，并在实战行动中成熟壮大，不畏艰难，完成转型的跨越。
红军在内外交困局势下的战略转移，让人联想到当前印机制造行业的转型发展。无论是业内转型升级，还是跨界寻找机遇，当前的勇于转型，对于印机企业来说都是“面壁十年图破壁”的关键一举。
漫步于都县城，与长征有关的建筑物和纪念物随处可见。在这块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上，曾经有8.6万名红军将士在4个夜晚悄无声息渡过了600多米宽的于都河，踏上了战略转移的漫漫长征路。如今，站在红军长征第一渡纪念碑前，“星夜渡过于都河”、“夜渡于都溅溅鸣”的画面仿佛又真实地再现眼前。
回想当时红军战略转移的原因，主要是内部和外部环境的双重困境。在内部，中共党内连续发生3次“左”倾错误，极大限制了党和红军的自身发展；在外部，红军反复遭受国民党的围剿，敌我力量的悬殊使得红军根据地面临严峻威胁。
红军在内外交困局势下的战略转移，也让人联想到当前印机制造行业在内外双重压力下的转型发展。对内，企业成本不断增加、技术创新能力不足、高端产品供应不足；对外，市场需求发生变化、市场竞争日益加剧、政策导向带来困扰。这一系列问题都使得印机制造企业不得不谋求转型发展，例如：有的企业从固守传统印刷到进军数码印刷，以满足短版按需的市场需求变化；有的企业从做低端产品到走向高端，以满足用户提升印刷品附加值的需求；还有的企业从设备制造商变为全方位的服务商，或者与时俱进积极触网，甚至跨界转型寻找机遇等。
如今，我们身处在一个变革时代，社会环境、技术发展、消费需求都在不断变化，印机制造行业同样如此。在这样的变化中，无论是形势所迫，还是主动挑战，当前的勇于转型，对于印机企业来说都是“面壁十年图破壁”的关键一举。当然，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前提，那就是找准转型方向，做好转型准备，切勿盲目出击。
珍视印刷为我们带来的巨大价值，研发更为先进的印刷设备，为印刷行业续写辉煌。
在追寻红色足迹中，我们找寻每一处关于印刷的历史痕迹，搜集关于印刷的种种元素，发现了不少让人热泪盈眶的印刷故事，比如扛着印刷机连夜渡过于都河。
从秀美和壮阔上来讲，在中国众多的河流当中，于都河（贡江）并不是出众的一个。但是今天站在于都河畔，看着“长征第一渡”几个大字，看着如今连接两岸的壮观的红军大桥、长征大桥、渡江大桥，眼前似乎呈现出80年前中央红军连夜用木板搭桥、渡河的恢弘场景。
当年，因为“左”倾错误的领导，第五次反围剿未能取得胜利，中共中央被迫转移。于都河成为两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渡，但是为了避免国民党的飞机轰炸，架设浮桥只能在夜间进行。让我震惊的是，为了隐蔽红军的战略意图，天亮之前还要把脚印都抹掉。群众挑灯，数千名红军扛着印刷机、兵工厂机器等等渡过浮桥，万众一心，最终，8.6万人成功渡江。现在想来，单单8.6万人轻装过河都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可红军们还要扛上如此沉重、携带不便的印刷机!
在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我们看到了当年苏区中央印刷厂用过的滚筒、格盘、铅板、油墨盒、印泥盒，相比于现在先进的印刷设备，这些简陋的印刷机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但在当时渡河那么艰苦的情况下，红军们仍然十分重视印刷材料、印刷设备，这让我感慨颇深。现在技术飞速发展，回想当年那些简陋的印刷设备，看似微不足道，实际上恰恰是我们现在最应该去思考学习的，珍视印刷为我们带来的巨大价值，研发更为先进的印刷设备，为印刷行业续写辉煌。
当我徜徉在瑞金和于都的纪念馆中，有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从我做起找回前辈们曾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为实现新时期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对我而言，这次“追寻红色印刷足迹”媒体团之旅，可谓是“一次追寻，终生难忘”。重温共和国建国史和共产党党史，是对我们心灵的再一次洗礼、升华和净化。瑞金是共和国摇篮，于都是长征出发地，踏上这块红土地，感受着先烈们抛头颅洒热血，为共和国成立浴血奋战的精神，激励着现代人重塑正确信仰、为事业拼搏奋斗的理念。
相比80年前，现代人物质极大丰富，一切向经济效益看齐，贫富差距拉大，不公平现象频现，人们逐渐失去了一些尤其宝贵的“精神”，如为国家为他人勇于付出甘愿牺牲的精神，如那种专注于某项技能的工匠精神，社会变得越发浮躁……。当我徜徉在瑞金和于都的土地上，有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从我做起找回前辈们曾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为传播正能量而努力工作。
如今很多印刷企业都面临着要么转型、要么破产的困难，只有根据企业自身情况，创造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才能选择正确方向。
在今天的于都县城，有“长征大桥”、“红军大桥”、“渡江大桥”三座大桥横跨于都河上，交通便利、四通八达。可是，作为当年的“长征第一渡”，红军却只能依靠搭设临时浮桥渡过600多米宽的于都河，且秘密行动、不留痕迹。这是何等的困难？
尽管军事上的战略转移不同于行业的转型发展，但依旧难免感慨当前印刷企业的转型发展。面对走入寒冬的印刷业，要么转型，要么破产，究竟如何抉择？
在我们协会走访企业的过程中发现，很多印刷企业都在积极转型。举例来说，如有一家书刊印刷企业，已经成功转型标签印刷，并且将产品做得非常有竞争力；还有一家传统印刷企业，积极拥抱“互联网+”，通过做印刷电商成功开拓了网络印刷业务；甚至还有一家数码快印企业，竟反其道而行之进军胶印，深度挖掘数码印刷客户的胶印需求。所以说，不要将包装印刷视为救命稻草，即使是简单业务转型，也要创造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才能选择正确方向。
“追寻红色印刷足迹”媒体寻访活动后续内容，必胜网将持续跟进报道，请大家跟随革命先辈的足迹，感受来自革命老区的印刷情怀。点击阅读原文直达必胜网“追寻红色印刷足迹”专题！
明日敬请关注：“追寻红色印刷足迹”媒体寻访——井冈山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