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总部设在深圳的代工巨头富士康寻求在印度开设百万人工厂，而华为搬离深圳的传闻，也让其他企业心头一惊，整个制造业似乎弥漫着一种焦虑情绪—连制造巨头都在调整方向，那些中低端实体经济更难免彷徨。

2 年前，在讨论促进产业转移和重点产业布局调整的政策措施时，李克强指出，要顺应经济发展规律，优化生产力布局，引导东部部分产业向中西部有序转移，这对于促进区域梯度、联动、协调发展，带动中西部新型城镇化和贫困地区致富，拓展就业和发展新空间，推动经济向中高端水平跃升，具有重大意义。

今天，中国制造企业的产业转移现状如何？

为此，《世界经理人》策划了“中国制造业外迁现状”调查，共收到超过350 份有效问卷。本次参与调查的企业中，年销售收入超过6000 万的超过6 成；80% 的被调查人员是部门经理及以上职位。

承接来自全球的产业转移，中国的中低端制造业有着无法克服的顽疾，比如生产技术含量、品质标准、品牌意识等等，在劳动力成本挤压和优惠政策吸引双管齐下，继续转移成为这些企业惟一的选择。调查结果显示，在国内转移的企业中，其中35%转移到本省其他地方，32%去到中部地区。移到海外的企业中，去东南亚的超过五成，而印度22%位居第二，比以住有较大提升。

企业转移的原因中，降低经营成本和获得优惠政策排在前列，之前中国制造取得的巨大成绩，大都是依靠“掏空自己”换来的，来自全球巨大的订单，不断刺激着人们难以割舍的欲望，掏空了政策红利、人口红利及资源红利。

但是，从前些年已经转移的企业来看，真正坚守制造业的企业并不多，因为逐利是他们首要目标，所以当金融地产热扑面而来时，转换跑道也就顺理成章。“我有不少同行为了当地政府给的土地等优惠政策转移到内地，最后生产不怎么样，却做起了房地产生意，有些搞上融资，真正专注在制造业且发展理想的企业家很少。”深圳市晶科鑫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孙刚告诉《世界经理人》。

除了劳动力成本，北上广深一线城市低端制造业产业转移最重要的原因是房价高涨。因人工、租金和原材料价格等不断上涨，对成本和盈利十分敏感的的香港服装、制鞋企业前二十年将工厂从香港移到珠三角，现在纷纷抱团转移到成本更低廉的缅甸和越南。据香港工业总会主席刘展灏透露，其会员企业约有5% 至10% 已经或者正在撤离珠三角。香港鞋业商会会长张炜杰表示，3年前去缅甸考察的时候，该国仅有9 家制鞋工厂，现在却已吸引了多达数百家。香港制衣同业协进会会长钟国斌近两年来曾多次带领珠三角数十家港企赴缅甸考察寻找低成本洼地，目前已有近十家会员企业赴缅甸投资开厂。

税收、土地等政策的“超国民待遇”取消、劳动力成本上升、监管的完善、本土企业的崛起等原因，让越来越多外企选择退出中国。日本家电制造业巨头松下宣布把洗衣机、微波炉、电磁灶等高附加值家电产品的生产从中国搬回日本，6成以上的被访者认为，其主要原因跟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涨相关，也有不少人认为跟政治因素相关。

优衣库、耐克、三星等跨国企业也加快撤离中国，纷纷在东南亚和印度等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开设新厂。除了劳动力成本外，6成以上被访者认为这些外资企业搬离中国的最重要的原因是资源成本上升。

从中国的制造业发展环境上看，工资增长大幅高于劳动生产率增速导致劳动力相对成本快速提升，同时能源成本上升、投融资环境恶化、产品质量不高、隐性成本与风险较大等诸多因素也成为跨国企业资本外迁的主要动因。近两年，美国政府为吸引制造业的回流制定了多项政策，最近奥巴马总统还亲自参加德国汉诺威工业博览会，透露出美国和德国将会成为再工业化的商业伙伴。五成受访者认为，除了少数几个的高端制造领域中国能进入全球前三，其他行业依然受制于人。36%的人认为，高端制造的核心技术依然掌握在美国、德国和日本人手中，中国只能在中低端发力。

被调查的企业中，7%选择挺进日本、美国等高端制造强国。这其中既有外资企业回流，也有中国企业去当地做营销、设计分支机构甚至制造工厂，世界经理人专栏作家、供应链管理专家刘宝红在接受采访时告诉记者，“美国政府所制定的吸引制造业回流的政策看起很有吸引力，但其效果并不显著，这更多只是政客的游戏，当年企业外包过头了，政客在竞选时为了取悦选民，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做出吸引制造业回流的姿态，但真正回流的北美企业并不多。中国制造企业的合作精神好，供应链很难整体迁移。”

美国的制造业回流政策，偏重于从培育创新能力、提升竞争力角度出发。强化在高端制造领域的全球竞争优势，而非强化产业政策的直接干预，其“以降低企业成本、提升企业竞争力为核心”的施政思路值得中国学习与借鉴。

来源：世界经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