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遗产分为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是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文物，它既包括不可移动文物，也包括可移动文物。前者如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壁画、近现代重要史迹等，后者以历史上各时代重要实物、艺术品、文献、手稿、图书资料等为代表。此外，物质文化遗产还囊括在建筑式样、分布均匀或与环境景色结合方面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包括口头传统、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和礼仪与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等以及与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

　　印刷术的起源之“争”：一个有解的悬案

　　作为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结合体，我国的印刷文化遗产也相应地包含了两个方面。历史上各时期印刷出版的重要文献和图书资料以及相关的重要实物等可移动文物是物质层面的印刷文化遗产；具有代表性和里程碑意义的各类印刷工艺技能，则可称为非物质层面的印刷文化遗产。

　　印刷文化遗产的保护对中国而言是一项任重道远的任务，它甚至涉及国家文化安全层面。作为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印刷术发明权的归属问题，就成为一道有解的难题。中国是印刷术的发明国，这基本上已是国际学术界共识。然而，印刷术的起源之争，实质上至今仍未完全停息。少数外国学者、媒体不断试图否认、挑战中国发明印刷术，甚至已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金属活字印刷术为世界文化遗产。他们时不时发起争论或提出异议，其中一些细节问题甚至成为难以定论的学术公案。目前，国际上除了一些印刷史、科技史等领域的学者坚持认定印刷术是中国发明的以外，不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公众及大众传媒，则很容易受到外界的误导。这不仅挑战了我国作为文明古国拥有印刷术发明权的历史事实，而且也威胁着传统科技文化遗产的保护。印刷术的发明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是人类文明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捍卫我国印刷术的发明权有着重要的文化战略意义。相关领域的专家，尤其是中国的学者，有责任加强此方面的研究和传播，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让世界人民熟知中国在印刷术发展史上的贡献。

　　电子媒体时代的书籍史研究：反潮流的潮流

　　加强对印刷文化的研究将会推动印刷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面对电子媒介在传播信息、交流知识中作用越来越大的态势，从20世纪后期开始，就有许多人预言：电子时代不久将取代传统的印刷时代。在数字图书馆的浪潮中，很多人预言：传统的保存纸本图书的图书馆将演变为纸本文献博物馆——而博物馆的本质则就是保存文物遗产的场所。

　　就在许多文化评论家慨叹社会不再重视书籍和阅读时，国际学术界兴起了研究书籍史的热潮，有些学者把书籍和阅读视作一个新研究领域的重点。这一新领域称为书籍史。所研究的就是印刷品生产和发行的来龙去脉，探讨书籍对社会生活和文化的影响。

　　书籍史受到重视，在某种程度上与电子媒介产品的兴起与发展有关。电子媒介能力的不断加强，使印刷文化更为引人注目，并给人们提供了认识印刷文化的一个可供比较的基础。

　　随着数字阅读与无纸印刷时代的来临，基于纸媒介的印刷文化将作为人类一个漫长历史阶段的文明传播模式，其特有的信息传播与复制形态将给人们留下丰富的文化研究遗产。发掘和保护我国传统的古老印刷工艺和珍稀印刷文献，深刻探究人类社会在纸本印刷时代与数字印刷时代所进行的文化传播行为的差异，将是一个跨时代、跨学科领域的重大研究课题。

　　保护世界印刷术的“活化石”

　　我国古老的印刷技艺如雕版印刷、活字印刷的手工艺需要靠一代代接班人传承，所以，其操作工艺的传承与保护以及专业人才的培养是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两大任务。

　　所谓雕版印刷技艺，就是运用刀具在木板上雕刻文字或图案，再用墨、纸、绢等材料刷印、装订成书籍的一种特殊技艺，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比活字印刷技艺早400多年，它开创了人类复制技术的先河，承载了难以计量的历史文化信息，是世界印刷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于雕版印刷技艺方面，国内目前还有一些“活化石”的留存。它们是：

　　其一，木版水印，其专业学名是古代彩色版画印刷术。它是在继承了明代胡正言发明的饾版、拱花技术上发展起来的。这种技术根据画稿笔迹和设色的深浅、浓淡等，分别进行描摹，刻成若干板块，然后对照原作，由深至浅，依次叠印。2006年，北京市荣宝斋申报的木版水印技艺入选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896年，荣宝斋设“荣宝斋帖套作”机构，开创木版水印事业。最著名的复制品要数五代时期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由荣宝斋1959年筹划、1979年完成，制作历时8年，雕刻木板1667块，套印6000多次，使用了与原画完全相同的材料和珍贵颜料，标志雕版印刷术发展到了巅峰。它只印了30部。上海朵云轩和天津杨柳青也用木版水印技艺复制书画作品。如朵云轩1981年复制《萝轩变古笺谱》，仿古本完全依上海博物馆藏本精印，只印300部。不过，津沪两地的规模均不及荣宝斋。

　　其二，扬州雕版印刷技艺。该类技艺已成功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江苏南京金陵刻经处、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和四川德格印经院三地的印刷技艺被捆绑为“中国雕版印刷技艺”， 三者均属于传统技艺，相似性较大，是国内目前雕版技艺保存最好的3家单位。

　　扬州雕版印刷技艺始于唐代，发展于宋元时期，兴盛于清代印刷联盟。千百年来，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仍保存着传统的、纯手工的雕版印刷技艺，拥有陈义时、陆文彬等一批国家级、市级雕版印刷技艺“非遗”传人，这批传人运用传统工具手工操作，整理、雕刻、出版了一大批珍贵古籍。目前扬州完好保存近30万片古籍版片。同时中国雕版印刷博物馆、雕版印刷技艺传习所相继在扬州成立，有现场表演传统造纸和雕版印刷的四道工序。扬州广陵书社也一直保持刻印图书业务，“原汁原味”地展示与传承了雕版印刷技艺。

　　而活字印刷术的命运则远远不如雕版印刷术。对于北宋布衣毕昇发明的胶泥活字印刷术，北宋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做了详细记载。但是由于历史原因，事实上毕昇创制的胶泥活字及其印本并未见流传。目前，海内外至今尚未发现宋元时期的汉文活字印本。这也使一些国际学者对活字印刷术的起源产生怀疑，有的甚至公然否定印刷术起源于中国。

　　但从20世纪以来，在我国发现了大量西夏文的泥活字和木活字。如今从宁夏的银川、贺兰山，一直到甘肃敦煌、新疆西域一线上，发现十几处西夏文的泥活字和木活字，这有力地证明了我国活字印刷术在实践中不仅成功了，而且很快向西北传播。除了西夏活字的发现，另外还有回鹘活字的历史研究成果。作为维吾尔文献和历史研究的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雅森·吾守尔博士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了对回鹘文活字印刷术的探索，他的研究为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早期传播研究带来质的突破。雅森·吾守尔经过多年研究，于2000年与西夏研究专家史金波合著出版了《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早期传播——西夏和回鹘活字印刷术研究》一书，成为国内第一部论述研究中国早期活字印刷术及其传播的专著。

　　2010年4月9日，位于福建省三明市宁化县客家祖地发现仍然存活于世的古老木活字雕刻印刷技艺，以及木活字30万枚，其中部分来自清朝，其他大部分属于20世纪80年代。村中几位民间艺匠均能熟练掌握木活字制作的反字毛笔书写、刻制、拣字、排版、校对、印刷、装帧等印刷技艺，至今仍使用木活字为当地人印制族谱。木活字印刷几乎已经绝迹，仅浙江瑞安曾有发现，但木活字数目远不及此次发现。福建宁化留存的珍贵濒危的活态木活字印刷术，堪称是中国乃至世界印刷术的活化石。

　　印刷文化遗产保护：亟待加强的文化工程

　　对我国印刷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一个亟待加强的系统性文化工程。总结起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在无纸印刷流行，纸媒呈现弱势的背景下，文化管理者应充分认识到印刷文化遗产保护对于我国文化建设的重要性，从国家和政府层面制定保护政策和措施。其次，印刷史及相关研究领域的学术界应加强研究和发掘，期待有新的实物发现以利于实证研究。同时，要多与国外交流和宣传，充分显示印刷文明古国的学术研究能力和文化传承实力。再次，博物馆和图书馆等文化公益部门要在保护印刷文化遗产方面继续发挥主体作用和创新功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两个方面分别提出科学的保护框架措施，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加强印刷文化遗产保护人才队伍建设，促进古籍工作的科学化。要争取在大学里培养古籍修复保护人才，提高古籍修复保护人才的培养层次，对古籍馆员进行古籍修复和保护方面的教育，这样可以形成有意识地、科学地保护古籍的氛围。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则是要培养全社会的印刷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和氛围，加强科普宣传教育，增强民族文化传统自信心和自豪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