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利乐还帮助再生企业建立配套的环保设施，以确保资源的再生过程中不会产生二次污染。比如刚才提到的与山东企业合作研究的铝塑分离技术，究竟会使用到哪些化学品？是否会对环境造成污染？在研发过程当中，我们不仅对化学用品的使用进行了相应调整，还邀请上海环科院参与研究，这同时也是对再生技术本身进行的环境评估。该技术试运行之后，不仅被证明具有可行性和有效性，还得到了环科院的认可。2009年3月份，铝塑分离技术在杭州富阳投入工业化应用，现在这个技术已经相当成熟了。
利乐已投入环保资金超过1.5亿元
新华网：从您刚才的介绍中我们发现，作为一家液态食品包装企业，利乐在支持包装回收，推动环保方面投入了相当的人力、物力，这样的投入是否有具体的数字和网友们分享？
杨斌：从1998年到现在，利乐累计投入的专项环保资金已经超过了1亿5000万元人民币，平均每年的投入都在1000万元以上。这些投入包括设备采购，技术研发，以及人员培训等方面的投入。与之相比，利乐在环保宣传方面的投入就微乎其微了。利乐在媒体上的曝光量其实并不是由于资金投入，而是因为近年来我们的一系列环保行动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支持，比如上海世博局、地球卫士周迅、腾讯网、新民晚报等等，因为有公益的契合点，众人拾柴火焰高。
国外回收模式对中国有借鉴作用
新华网：作为一家跨国企业，国际理念和本土化经营的双重角色让利乐能够以独特的视角来看待包装回收问题。请您介绍一下国外的包装回收模式，以及对中国包装回收产业的借鉴？
杨斌：回收体系的建立应该结合本地国情，因地制宜是非常重要的。在欧洲，回收采取收费制，政府要求强制回收，严格意义上可称之为义务回收，也就是说全体社会成员都有义务把废弃物回收起来，德国就要求每个家庭都必须将生活垃圾分类。收费也不是由政府实施，而是企业自发形成一个组织，比较知名的有德国的绿点组织，这是一个非政府的行业协会性质的机构，只要是使用包装的终端产品生产企业，如卡夫、雀巢、可口可乐、联合利华、宝洁等等，都会加入这样的机构去参与回收。这些企业按使用某种包装物的量（比如塑料瓶、玻璃瓶、塑料袋、塑料薄膜、纸类等等）以及不同包装形式的费率缴纳“绿点费”，绿点组织再用收来的绿点费支持回收体系。
之所以将责任主体，尤其是收费对象定位为生产终端产品的企业，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这些企业是使用何种包装类型的决策者，通过收费可以促使他们选择更环保，也就是费率更低的包装形式，以达到收费的根本目的；其次，这些企业在整个价值链上处于“承上启下”的位置，向上他们可以将部分成本转移给包装供应商（如利乐，以及其他包装生产企业），向下则可以将部分成本转移给消费者，从而达到让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尽义务的目的；第三，这些企业在市场上具有“可见度”，便于绿点组织审计核查。收费制在中国是否可行，取决于全体消费者的环保意识、分类回收渠道的畅通连贯、所有企业的诚信，等等诸多因素，需要有关部门进行详细调研。
在发展中国家，比如巴西，并没有采用收费制，而是根据当地国情，由政府与企业各司其职，各自利用自身优势来推动回收。从国情来看，巴西跟中国有一些相似的地方，首先是国土面积辽阔，国民环保意识难以在短期内达到一个较高水平；其次是有大量的富余劳动力，这些富余劳动力在城市化过程中，很多人以街头拾荒为生，这些人长期没有稳定的职业就会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于是，巴西政府首先要求所有的消费者要把废弃物分成干和湿两大类，同时为拾荒者提供回收分拣用地，并把他们组织起来成立合作社，使他们拥有稳定的工作场所。同时，企业界自发成立了一个协会——塞普利组织（CEMPRE，直译过来就是“促进包装回收联合会”）来推动回收利用。该协会的工作主要就是为合作社提供各种车辆、分拣打包设备等方面的支持，同时还做一些合作社成员培训、联谊、表彰等工作，这样，拾荒者就会产生一种社会归属感，利乐中国在为拾荒者做培训的时候也体会到了这点。巴西回收合作社成员的月收入水平在人民币2000多元，在巴西来看也远远超出了贫困线。我们认为，巴西的情况对中国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以往的成功经验表明，废弃物再生利用产业的最佳模式是打通一条从资源回到资源的产业链。这是一个需要付出艰辛努力的过程，单凭一家企业的力量毕竟有限。因此，要解决这一困境还需要政府、行业、社区以及消费者等各方面的通力合作，只有产业链上的每个环节都共同努力，废弃物的回收再利用事业才能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
